探访艾滋病罪犯监区 监区长:希望你们"活着走出去"

2017-12-01 14:21:46   来源:法制晚报    
  探访艾滋病罪犯监区 监区长:希望你们"活着走出去",近20年来,省豫南监狱监管艾滋病罪犯500余人,治疗危重艾滋病罪犯71人,把26名艾滋病罪犯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!探访艾滋病罪犯监区,在张广军的眼里,服刑人员与普通人没有差别。
探访艾滋病罪犯监区 监区长:希望你们

  探访艾滋病罪犯监区 2005年,当张广军第一次走进男艾滋病服刑人员的监舍时,里面的服刑人员并不在意眼前这位30多岁的女民警。这时,一位感染了艾滋病的服刑人员从兜里掏出一把花生,递到了张广军的面前。张广军接过花生,剥开一粒就放进嘴里,并询问这名病犯的病情。其他服刑人员面面相觑,第一次认真打量起这位女民警。

  身为山西省新康监狱艾滋病监区的监区长,张广军是全国唯一一位女性管理男性服刑人员的监区长,更何况这里关押的都是感染了艾滋病的“危险人群”。

  张广军常说,总要有人去做这件事,那就她去,何况治病就是她的工作。

  在张广军的眼里,自己作为医生,病人就是病人,并没有服刑人员与普通人的差别。也正是这种一视同仁、毫无歧视的态度,让服刑人员对她都是打心里尊敬。

  更重要的是,在服刑人员在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后,张广军用自己的关爱和专业的医疗知识,将每一个人从恐惧中拉回来,给每一位服刑人员都带来了“活着走出去”的希望。

  “一把花生”感动服刑人员

  为了给患了高血压的父亲治病,张广军在填报大学志愿时,选择了山西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。

  1991年7月,张广军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省新康监狱(即山西省109医院)传染科工作,成为一名从事医疗工作的监狱人民警察。

  2005年7月,新康监狱开始收治艾滋病犯,2010年成立艾滋病监区(即特管监区)集中收押全省艾滋病服刑人员,张广军被任命为监区长。

探访艾滋病罪犯监区 监区长:希望你们

  在新康监狱里,流传着这个“一把花生”的故事,那是张广军给患有艾滋病的服刑人员的第一印象,也是她走入他们内心的第一步。

  那还是一个“谈艾色变”的年代,提起艾滋病,所有人都感到恐惧。

  “其实刚来的时候,我也挺害怕的。”特管监区关押的全部都是男性艾滋病服刑人员,张广军刚到这里时,也曾想过他们都是因为触犯了法律才被关在这里,会不会对你怀有敌对心理,或者故意对你进行人身攻击。

  2005年,当张广军第一次走进艾滋病服刑人员的监舍时,一位服刑人员从兜里掏出一把花生递到了张广军的面前,而张广军没有丝毫的犹豫,接过来就剥开壳就放进了嘴里。

  也许这是一次试探,但故事流传了12年,在如今其他服刑人员的眼里,他们更愿意把这把花生当做对张广军的一种友好的示意。

  服刑人员翟某因为在看守所期间患了胸膜炎,被转入新康监狱,在对其进行血液检查时,发现他同时患有艾滋病。

  因为得了胸膜炎后,会吃不下饭,吃进去的东西也会往外吐,每天还要关在监舍里打点滴。翟某刚到新康监狱时,情绪很不稳定,抗拒吃药,整个人瘦得脸都凹了进去。

  张广军在知道这一情况后,拿着翟某的化验单子去找他。“她拿着我的化验单子’啪’地拍在桌子上,说你看看你,你现在身体就是这个状况。”翟某说,张广军把化验单子一张一张地拿给自己看,逐条解释每个数据代表什么,他的身体现在都缺失什么。“因为我当时还有两年多就出狱了,她跟我说,我要是再不吃药,就想想自己能不能活着出去。”

  那一刻,作为一名服刑人员,翟某的心感觉十分温暖。“其实在当时那样一个环境中,医生可以有很多种态度来对待你。”

  在张广军眼里,自己是警察,更是一名医生,治病救人就是她的工作。她要救的人,没有犯过错的人和普通人的差别。

  “艾滋病服刑人员最怕的就是别人对他们的歧视。”张广军说,这类服刑人员因为本身对病情的恐惧,会导致他们的心理较他人更加敏感,“从你的一言一行中,他们能感觉到你对他们的关爱。”

  正是因为这种无差别的对待,不止翟某,很多曾经患病的“反动分子”,如今都成为了改造积极分子,每次见到张广军都会冲她笑一笑、点个头。

  给艾滋病人的”安慰剂“

  如果是一名普通的医生,只要通过血液或仪器的检查,查出病人的病因,对症下药就可以了。但也许是作为服刑人员,每天都待在监狱这个封闭的地方,加之自身对病情的恐惧,他们有时候还需要张广军给开一些“安慰剂”。

  教育科科长王健勇一直致力于对服刑人员的心理进行治疗,在他的眼里,张广军作为一名女监区长看管男服刑人员,在全国都是少见的。但也正因为有张广军这样的女民警,能经常和男服刑人员接触,很大程度上也缓解了他们在监狱中的焦虑情绪。

  张广军上一次班的工作时间是连续24个小时,每到半夜,经常会有服刑人员按铃呼叫,说自己不舒服。听到铃响,张广军都会到病房去查房,并给他们开药或治疗。

  “其实很多时候,他们没病,但非要吃药,只是一种借口。”王健勇说,在这种时候,因为不能伤了他们的自尊心,张广军都会给服刑人员开一些维生素片。“他们可能是心里有些焦虑,想找医生说说话。”尽管只是几片维生素,但在经过详细的检查后,服刑人员感受到的是民警对他们的关爱。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“安慰剂”,很多服刑人员更能安心地在监狱服刑,并积极地接受治疗。

  能用“安慰剂”解决的问题还算好解决,可遇到有的服刑人员因为想逃避劳动而装病,是所有医生和民警比较头疼的事。

  在通过血液、仪器对服刑人员进行检查后,如果他们还是说自己哪里很不舒服,又该如何判断病情是否真的那么严重?

  为了更准确的判断服刑人员的病情,除了对病症本身的诊断之外,张广军还会去细致的了解他们的犯罪经历、家庭背景,通过各种方法把握他们的心理。

  如果张广军对服刑人员的痛苦持怀疑态度,在离开病房后,她都会调取他们的档案,并来到监控室观察他们的表现,做出综合判断。

  正是当这种细心成为习惯,有时候哪怕服刑人员遇到烦心事,张广军都能一眼看出,并主动找他们聊天,开解他们。“比如谁平时很爱说话,但是在查房时他突然一句话都不说,那肯定就是有问题。”张广军说。

  如果服刑人员谁联系不上家人,张广军也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帮他们寻找亲属,为他们提供帮助。

  很多从监狱走出去的人,即便已经从事了正当行业,在社会上的医院定期进行治疗,可他们还是更愿意打电话给张广军咨询病情。因为张广军所做的一切,让他们觉得她不仅仅是一名负责任的医生,更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。

  不敢想自己是否会被感染

  有人形容说,面对艾滋病,就像在食人鱼池子里游泳。

  2006年进入新康监狱工作的一监区教导员吴文清回忆,第一次看到张广军和艾滋病服刑人员握手、谈话,用听诊器给他们听诊时,自己特别受震动。即便后来在张广军等医生的艾滋病科普下,知道艾滋病并没有之前想象中那么容易感染,但在一些危险情况下,看到他们不顾一切地冲在前线,那种担心也依然无法消弭。

  就在不久前,张广军正在值班时,突然一名艾滋病服刑人员发病,张广军和同事立刻冲进病房。走到门口,就看到这名服刑人员伴随着剧烈的咳嗽,不断喷出血来。

  要知道,血液是艾滋病感染的一种很直接的方式。当服刑人员口中的鲜血不断呈喷射状被咳出,如果谁的手有破口,或者在治疗中不小心划破都是极其危险的。

  张广军看到后,没有丝毫的犹豫,第一个冲到了发病者身前,为他检查,并同时让其他民警退后一些。发病者的血一口一口地喷出,溅在了张广军的衣服上、手上、脸上……直到最后他的病情稳定下来,张广军才慢慢退了出去,清洗自己身上的血迹。

  作为二监区的教导员,每次张广军进病房都要刘秉恒陪同(女性民警进入男性监舍,必须有男性民警陪同),在刘秉恒的印象中,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。有时候因为情况紧急,甚至来不及穿戴防护衣物,张广军就冲了进去抢救病人。

  有没有想过面对这种危机情况,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被传染?

  “说老实话,不敢想。”张广军说,在危急的情况时,容不得自己多想,但事后,自己会尽量去做防护补救。而只要在科学的防护下,艾滋病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可怕。

  自新康监狱成立艾滋病监区后,张广军经手的艾滋病服刑人员有300多人,而通过自己和其他医生对所有民警的防护科普,12年来这里从未发生过一起职业暴露事件(民警感染传染病)。

  活着走出去

  与普通监狱不同的是,在普通监狱服刑的人员,只要刑满,就可以重获自由,回归社会。但是新康监狱里关押的除了艾滋病服刑人员,还有尿毒症、肝炎等很多无法彻底治愈的病患。

  如果说普通监狱里服刑人员最大的心愿是“走出去”,那么新康监狱里的服刑人员最大的心愿则是“活着走出去”。

  随着社会对艾滋病的关注日益提升,阻断艾滋病的药物也越发有效。对于尚未发病的艾滋病携带者,只要他们坚持用药,甚至可以终生不发病。

  可一些刚刚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的服刑人员,在对艾滋病还不够了解时,内心往往被恐惧和绝望充斥着,催生出自暴自弃的想法,甚至在面对医生和护士时会情绪失控,做出危险的行为。

  在艾滋病监区刚刚成立时,曾作为监区教导员的高明武回忆,那时很多服刑人员在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后,情绪都几近失控,有时候作为教导员在管教他们时,自己都会心存顾虑,怕他们不顾一切地冲上来抓伤你,或者咬你一口。

  曾有服刑人员姚某因为感染了艾滋病,自暴自弃,变着法子不服从管教。晚上睡觉时,姚某就自作主张地把床拖到走廊里。如果高明武让其他服刑人员帮忙把床搬回去,谁搬了,姚某就追着谁满院子打。在姚某的心里,反正自己得了艾滋病也快死了,所以也不担心任何后果。

  “后来张广军改变了他,因为她给了他活着的希望。”高明武说,张广军深知姚某的这种心态,不断找机会告诉他,只要积极治疗,他的生命还很长。张广军用自己的热心和责任心打动了姚某,在姚某接受治疗身体好转后,那种对生命重燃的渴望,让姚某从那以后努力改造,最终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。

  之后,每当有艾滋病服刑人员出狱时,高明武都会和其他服刑人员说,“你们看,又活着出去了一个。”

  不止艾滋病监区,那种对“活着走出去”的渴望感染着新康监狱每一个患病的服刑人员。

  梁某家庭本不富裕,家里还要养育一个8岁,一个11岁的两个孩子。在梁某得了尿毒症后,报销后依然要500元左右、每周2到3次的血液透析,更是让这个家庭在经济上雪上加霜。

  沉重的负担让梁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,尽管只在新康监狱服刑了4个月,但每次只要提起张广军,梁某的眼眶里就不停地有眼泪在打转。

  “刚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没希望了,在外面这病我都看不了,来了这也不敢抱什么希望。”在梁某心里,自己家人都做不到的事(治疗),自己一个犯过错的人,又怎么能指望别人做到呢?

  “但我真的没想到,来这儿以后他们会对我那么好。”梁某说,自从来到新康监狱,这里的医生会定期为自己免费做血液透析,比自己都上心。

  前几天梁某汇报说自己牙疼,张广军和其他民警立刻积极地为她治疗,看到她牙痛得难受,还给她提了很多缓解疼痛的方法。“只是一个小小的牙疼,他们都这么重视。”

  回忆起自己刚到新康监狱时,还顶撞过这里民警和医生,梁某只觉得自己心里特别难受,不停用衣袖擦拭着流下的眼泪。

  在问到现在有没有信心“活着走出去”时,梁某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。

  “现在我感觉我的生命特别特别长,我要好好活着。我的孩子在等我,我的丈夫在等我,我的父母在等我。”说到这里,梁某的眼中闪过一束光亮,那是张广军和其他民警带给她的生的希望。

  生命,值得我为他们付出全部努力

  张广军与爱人是大学同学,毕业后一同被分配到新康监狱从事医疗工作,只是所在科室不同。丈夫和家人深知张广军的工作性质,在反复地叮嘱她注意安全外,十分支持她的工作。如今,张广军的孩子也考入了医科大学,即将成为一名医生。

  因为监狱内医护人员紧张,张广军和同事常年维持着上24小时、休两天的倒班状态,几乎没有能给自己放个假的时间。而且即便是在家休息,被电话紧急叫去监狱抢救病人也是常有的事。作为科室负责人,在带领团队的过程中,张广军还经常主动接受任务,帮同事顶班。

  今年,监狱有两名医生的孩子都要参加高考,这让本就没有额外休息时间的医生团队,一下子出现了医生空档。这时,张广军站了出来,主动填补的倒班空缺。在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张文霞的记忆里,当自己盯完孩子高考回到监狱见到张广军时,张广军已经连续熬了48个小时。

  提起孩子,总是做父母的心中最柔软的地方。为了同事能够陪伴孩子经历高考这一人生重要时刻,张广军觉得自己顶个班不算啥。但在她自己孩子的成长过程中,那些陪伴上的缺失又是难免的。

  检查科副主任刘伟丽,在《山西监狱》报刊登的“我眼中的张广军”中提到,记得“非典”那年,各科室都安排三批医护人员进入监区,张广军作为科主任也在名单之中。进监区前,要先隔离半个月,再进监区工作半个月,然后回家休息半个月。当时的隔离地点就在医院后面楼的一层,大家只能隔着窗户看看外面。

  一天,窗户附近忽然跑来几个玩蛐蛐的小孩,其中就有张广军的孩子。孩子站起来的时候,看到了隔离室里的张广军,就想靠近窗户,并一直叫着妈妈,要妈妈。

  张广军看到孩子要靠近窗户,忍着眼泪绷着脸把孩子训斥了一顿,让孩子赶紧回家。可孩子一直不肯走,哭着叫着。

  等孩子走后,张广军坐在隔离室里失声痛哭。张广军说,虽然自己懂得防护知识,但是毕竟孩子还小,自己心里还是会担心孩子出现意外情况。

  在监狱里,张广军是冲在最前面的榜样医生,但即便自己不惧怕这些疾病,却依然不想让家人承担丝毫的危险。

  有时在监狱里遇到烦心的事情,张广军也不会和家里人说,而会选择去爬山来放松自己。“我还特别喜欢坐公交车,从这个终点坐到那个终点,再坐回来。坐车时看到路旁的东西一瞬间就闪过去了,会让我想到一定要好好珍惜每时每刻。”

  在看了太多太多的病人从这个世界离开,张广军对“珍惜”二字有了更深的理解。“我觉得只要活着一天,就要好好的去把这一天过好。”慢慢地,越来越多的服刑人员也从张广军的身上,更深刻的理解了这两个字。

探访艾滋病罪犯监区 监区长:希望你们

  在送每一个服刑人员出狱时,张广军总会叮嘱他们,一定要继续积极接受治疗,并希望“以后再也不会在这里见到你”。

  当看到曾经绝望的患病服刑人员,活着从这里走出去,能重新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时,张广军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没有白付出。

  而生命,就是这样,值得她为他们付出自己的全部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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